据张女士介绍，一般医院选用哪种药要经过院长、分管院长及药剂科、药师委员会等多个部门的领导共同同意才行。“但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是形成共识的，或者说是内定的，有些时候就是走个形式而已。”
而所涉及的贿赂药品，大部分都是辅助药，“通俗地讲，就是可用可不用的药，病人吃多吃少都没有太大关系，所以医生多开一些对病人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当然，不管是辅助药还是主治药，向医院医生行贿都广泛被关注，但在马先生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更重要的环节，即招标过程中的贿赂。“毕竟药品中标了才有资质进入医院，这其中各省市招标机构的工作人员也有可能受贿。”据马先生判断，修正药业去贿赂当地官员也应该是出于招标方面的考虑。
表面上看，无论是向医院还是招标机构行贿，都源于药企自己的“主动出击”。从这个角度来说，药企的商业贿赂是可以避免的，只要不去做就不会出现问题。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你不想办法，总有别的企业会想办法，招标的药品品类和数量都是一定的。中标之后，效果类似的产品，医生选择用谁家的药都一样。”马先生说。这种情况下，总要有方法来“吸引”医院，“比起研发性价比更高的药品所付出的代价，行贿自然是一条既简单方便又经济实惠的路。”
马先生认为药企行贿既是为了打开销路、不被对手淘汰的无奈之举，背后更是凸显了药企本身研发能力的缺失。
“想想如果哪家企业能研制出独一无二的甚至是同类同效药品中价格低很多的产品，那竞争力自然大大提高，到时候可能就是医院抢着要。”当然，必须承认，要研发出这种药品“太难了，对资金技术实力更胜一筹的海外药企巨头而言都很难，对大部分本土药企而言就更难了”。所以，在同质化产品大量充斥的市场上，“不走寻常路”也能理解。甚至对一些实力没那么强的药企而言，只有先用这种手段打开销路增加收入，才有资金来投入到新产品的研发中。
这一点在医院工作三十多年的张女士更加熟悉。据她了解，通常医院都会先欠着药企的账款，账期不确定。“有的时候，谁家的回扣多可能账期就会短一些，作为药企肯定都想早回款，让资金尽快流动起来好投入生产研发。”张女士说。
而从另一端医生的角度而言，虽然收受贿赂不合规，但必须承认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医生的薪酬水平整体不高。“过去有的地方挂个专家号也就20块，普通号更便宜，医生最大的价值体现在诊断和治疗上，但这两项费用相对偏低。”第三方医药服务平台麦斯康莱创始人史立臣对新金融观察记者表示。
“可以这么说，药企方面是被迫地主动，这种情况下部分医生也就顺水推舟养肥了自己的腰包。”马先生说。
其实，我国针对医药领域贿赂问题一直在不间断地采取相关措施，但整体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公开信息显示，从2006年开始，行业贿赂问题日益加剧，国内进行了第一轮的整顿，“当时有一些成效。”马先生回忆。之后到2010年左右，贿赂行为再次反弹，又有了第二轮的整顿。总的来说，“治理一下好一阵，等各方面都松了就又回去了，还是不够狠，力度不够大。”
以医药贿赂中的众矢之的医药代表为例，原本医药代表的本职工作应该是帮助医院医生了解药品的性能、功用，并通过医院用药的情况总结一些临床症状加以改善，但现实中他们很多都沦为了送钱的机器。
今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要求医药代表只能从事学术推广、技术咨询等活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其失信行为记入个人信用记录。业内普遍认为这已经是迄今为止针对医药代表最严厉的政策了，但细究起来，“失信行为计入个人信用记录这种惩罚无关痛痒，起码目前是这样。”一位长期关注医改的业内人士对新金融观察记者表示。
而在史立臣看来，这更像是由医药代表来替药企背锅，毕竟医药代表行贿的钱财都来自相关企业。
对相关涉事企业的惩罚，也一直被诟病“太轻了”。和被纳入“黑名单”、被减分等相比，罚款应该是与企业经济利益有最直接关系的了。但实际上，“企业从（贿赂）中谋取的利益远远大于被惩罚的损失。”史立臣曾公开表示。
前述业内人士还透露，有的企业甚至每个月都去相关部门交罚款，“交完了一切继续，它根本没把这点钱放在眼里，那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除此之外，对受贿方相关人员的惩罚也还不够。据史立臣介绍，某些国家医生一旦涉及受贿，将被永久取消从医资格。即使在国内的民营医院，医生也很少敢受贿。“民营医院的药价都很透明，院长希望药价越低越好，如果给回扣就证明价格上是有空间的，所以在很多民营医院，发现医生有这种行为直接开除。”他说。但目前，我国公立医院对于受贿医生的处罚远未触碰到他们的痛处。
所以，在前述业内人士看来，要想根除医药行业的贿赂行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的情况是方方面面的政策不少，但有的力度不够，有的落实不到位。当然这也需要一个过程，希望未来会更好吧。”他说。